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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分析

近年来,“资本逻辑”(CapitalLogic)成为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充分肯定学界既有成果(立足其特定理论向度意义上的)学术价值的同时,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应予重新审视的倾向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其理论探索难以充分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要求。本文择取最为主要、与实践的关联最为密切的三种倾向进行批评性分析,以期更好地实现资本逻辑研究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对“资本逻辑研究等同于资本逻辑批判”倾向的审视

第一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即把“资本逻辑研究”完全等同于“资本逻辑批判”;尽管相关论者会原则性地提及资本在建构现代社会中的历史作用,但话语中心在于否定性地评判资本逻辑,在于把资本逻辑划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的“对立面”。例如,在资本对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意义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逻辑取代资本逻辑的终极目标,认为“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二律背反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对于精神文化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资本逻辑乃是造成虚无主义泛滥的罪魁,认为它“吞噬人的精神家园”。在资本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现代科技的使用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认为“资本逻辑是科技异化的根本原因”。在资本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工业文明对人类实践平衡的严重破坏,认为“资本逻辑的统治是‘高危时代’的根源”。在资本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资本具有分裂世界的“中心—边缘”机制,认为资本逻辑造成了“‘全球混沌’的无序状态等一系列恶果”等。这些命题指认了资本消极影响的当代表现,极具警示意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将“市场经济考验”列为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之一,这也突出地体现了党对于资本逻辑消极效应的高度警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对资本逻辑保持批判的根本立场,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人类解放就是要取消“资本的个性和自由”而实现“人的个性和自由”。问题在于,我们在牢记这一最高纲领的基础上,主要的精力应放在探索实现这一纲领的具体步骤方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革命的产物,而是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经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产物。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联对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反思与改革试验、中国的改革开放、越南的改革探索,到朝鲜经济政策的最新调整,早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落后国家走向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台阶。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把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资本逻辑、市场机制,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抽象出来而“为我所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由“基础性”表述提升为“决定性”表述[1],正是对这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律的积极肯定与能动运用。资本双重性———文明的积极性一面与文明的消极性一面的奇异纠缠,构成了打开现代社会全部悖谬奥秘的“总开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来看,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资本逻辑的积极效应,应是理论工作的重心所系。即使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保持时刻的、敏锐的批评锋芒,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放在探索负面效应消解的具体途径上,而不是以笼统拒斥资本逻辑的方式不了了之。由此,我们将上述“研究与批判相等同的倾向”指认为理论对实践的一种偏离。当然,这种偏离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隐蔽驱力的;与之相应,我们就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端正。首先,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的编写随着实践的创新而不断创新,虽然教科书几经修改,但教科书拥有强大的惯性和规范功能,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创新过程中,均已突破了“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这样的传统教条,还是有学者存在着“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又会无意识地代际继承。有鉴于此,教科书中关于马克思评价资本效应的多重维度中,当然要保留资本起源的残酷性和资本积累的罪恶性,强调“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这一类的论题来立论,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伊始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这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利于用简洁明了的方式标定政治立场,防止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与新生政权争夺民心,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在今天这种强调也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可是既然资本效应具有多重维度,能否对原理教科书进行相应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全面挖掘和客观展现马克思对资本效应的多重论述,还原经典作家看待资本的真实态度。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9—1861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些著作中,把马克思在物质资料生产、丰富需要的满足、交往的扩大化、偶性的人的扬弃、人对自然界的奴仆地位的摆脱、科学技术的进步等诸多方面对资本文明价值的高度肯定做更清晰、更明确、更系统、更凸显的阐释,而这些理论资源也有待于当代学者更深入地挖掘和发挥。从经典文献的再挖掘与发挥入手,在实践的层面上,在总结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变化(《社会主义500年编年史》中总结有飞跃有曲折,有历史的经验也有教训)的同时,更明确地说明资本逻辑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而普遍适用于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性质。或者更深入的阐释资本的文明意义,科学解释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关键一招”的历史作用,必须植根而不能脱离关于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等等。[3]其次,新左派知识分子或受新左派思潮影响的一些学者,对资本逻辑的多重社会效应采取“选择性审视”的态度,对前现代社会和计划经济阶段的历史体验采用“选择性记忆”的态度,从而专门用过去的“长处”反衬今天的“短处”。如用财富均等(普遍贫困)比对贫富差距、用铁饭碗(平均主义)比对失业问题、用满天银河(工业落后)比对PM2.5、用激情燃烧(个人崇拜)比对焦虑失眠、用家庭稳固(世俗压力)比对离婚率上升、用味觉记忆(物质短缺)比对问题食品等等。由于左派和新左派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忠诚”的,因此,用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来纠正这种倾向是最有力的。例如,有学者“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范式为维度”,提出现代生态问题源于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严重破坏的观点。[4]这种对马克思生态观的阐释“对”而不全,因为在事实上,马克思揭示资本逻辑的自然破坏性维度的前提,是肯定了资本逻辑把人被动受自然统治转变为人主动改造自然的建设性维度。《资本论》手稿写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之一是消除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只有资本才……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5]390。再如,马克思在关于19世纪古代印度的研究当中,冷峻地揭示了“自然崇拜”和“人的依赖”历史条件下活生生的人向猴子、水牛顶礼膜拜甚至献祭的野蛮境况,指责“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马克思一方面批判英国殖民者的卑鄙行径;另一方面,又客观地承认英国资本充当了印度“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推而广之,全面性的资本逻辑研究工作应当把“资本逻辑批判”每一项命题的“反命题”从经典文献中挖掘出来。再次,计划经济年代积淀而来的惯性思维使学者群体惮于分析资本的积极效应,出于一些学术以外的原因而影响学术论域的选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其目的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我们认为,就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阶段来说,单纯的资本逻辑消极性分析,并不能有效增强问题意识和解决实践中的若干问题。针对这些干扰因素而展开的端正资本逻辑研究倾向的工作,必将是一个长期性的、综合性的任务。这里我们仅就理论工作者的能动性方面提出些许建议。一是应增强问题意识而弱化“训诂气”,把资本逻辑文本研究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马克思学”的做法。“马克思学”化的风格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大有市场,但我们坚持认为,聚焦于马克思文本所指向的现实世界还是聚焦于马克思的文本,是衡量学风优劣的重要标准。二是应当变资本逻辑消极性的单维度批判,为积极性与消极性的辩证分析,而在消极性分析方面不应止步于解释功能的陈述,更要前进到对如何驾驭资本、既发挥其正面功能又节制其盲目运动的对策的探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7]这些实践要求,应当成为理论界资本逻辑研究工作的方向引导,而目前却主要限定在政策解释层面,因此,亟待成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新引擎。

二、对“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二元对立”倾向的审视

资本逻辑批判必然要预设某种据以展开批判的标准,当这一标准的设定偏离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方法而(往往是无意识地)诉诸浪漫主义的“心理投射”方法时,就会形成与前述研究倾向内在相关的另一种倾向:将“资本逻辑与X逻辑(批判标准)进行抽象的二元对立处理”的倾向。如果说前述倾向表现为一些学者对资本的宏观历史效应的否定性评判,那么这第二种倾向就表现为一些学者对资本之于个人的生活影响的否定性评判,所以二者在内容上必然又是相互交叉的。例如,使用“生存逻辑”概念与资本逻辑相对立并展开批判的诸多研究;使用“生活逻辑”概念与资本逻辑相对立并展开批判的一些研究;使用“生命逻辑”概念与资本逻辑相对立并展开批判的有关研究;此外,还有使用“劳动逻辑”“劳动伦理”“生命伦理”等概念与资本逻辑相对立的其他提法,等等。首先,必须承认,预设某种“X逻辑”作为批判资本逻辑的标准、根据和尺度,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资本的根本立场,又从当代人的存在体验角度深化了对资本的具体分析。因此,我们同样主张预设“X逻辑”,并据以对照研究资本逻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以此为依据,我们采用“生活逻辑”(美好生活需要)概念作为标准预设。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是何关系?将二者进行抽象对立的研究倾向是合理的吗?这就涉及问题的核心,即标准设定的方法论选择。前面已经提到,根植于唯物史观的历史科学方法才是正确的选择。为此,我们暂且放下概念创作而“回到马克思”,仔细玩味一下《资本论》手稿是如何设立资本逻辑批判标准的。《1857—58年经济学手稿》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107-108。简言之,“自由个性”乃是“资本逻辑”的批判标准,但“自由个性”既不是“先于”资本逻辑而存在的范畴,也不是“外于”资本逻辑而存在的范畴;它本身正是资本逻辑自否定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本体论承诺。这种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式先验的、抽象的、超历史范畴的新型预设,是马克思新世界观批判旧世界的独特武器。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理论界前述研究倾向中存在方法论缺陷,并由此推出我们设定超越资本逻辑的生活逻辑的合理方式。概言之,应当历史地理解(而不是抽象地对峙)资本逻辑与人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真实关系,检讨以往研究中经常会无意识使用的浪漫主义“心理投射”方法。所谓浪漫主义的“心理投射”方法,就是当人们对当下的生存境况感到不满时,会把内心期望的理想状态投射到历史空间或逻辑空间之中,幻想有一种完美的正义模型先于或外在于眼前的现实而存在。从基督教的“伊甸园”,到卢梭的“生而自由”;从《尚书》的“三皇盛世”,到洪秀全的“千年天国”;从斯密的“原始渔夫”,到费尔巴哈的“类本性”;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史观表述,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都采用了这种方法[8]。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的许多概念设定同样存在着这种倾向。试问,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自发指向维持全体社会成员好的生活或正常的生活”的“自发性”来自何处,“好的生活”中必然包含的生存资料丰裕、人格独立自由的因素又是什么酵母催生的?海德格尔所承诺的“人诗意地栖居”和“存在的历史之思”,如果不是建立在资本逻辑促成人类摆脱自然宰制的前提之上,又与常受滔天洪水却反而膜拜雷公电母的上古心智有何区别?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9]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是资本的横空出世引发了生产力的革命,结束了自然经济社会几近停滞的“发展”状态;是商品等价交换的日常活动塑造了现代人崇尚平等的意识形态;是货币持有取代土地依附的生存方式塑造了现代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等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切近的任务乃是促进资本逻辑的运行而启蒙生活逻辑的内涵。当然,《资本论》同样指出资本造成贫困的积累、人格的物化、道德的沦丧与空气的污染等,而保存资本的积极效应克服资本的消极效应恰恰构成“自由个性”—“生活逻辑”的实现道路。无论在西方思想界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学术争论当中,还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普通群众的日常心理当中,对于市场经济生活状态的“爱恨交织”都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感慨。但流于形式的正反折中或耽于幻想的心理投射,都不能真正揭示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辩证关系。如果用空间模型直观比喻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与浪漫主义“心理投射”方法的差别,就是前者将生活逻辑绘成了资本逻辑的延长线,而后者将生活逻辑绘成了资本逻辑的平行线。可见,应当消解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抽象对立,领悟到生活逻辑本身只能作为资本逻辑的“扬弃物”,而非“对峙物”才是合理的,领悟到生活逻辑乃是一种本体论承诺而非既存的、静态的内容实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非浪漫主义的方法予以说明和引导,需要在利用资本逻辑、控制资本逻辑的过程中超越资本逻辑。总之,根据当代中国实际,应对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学说进行创新阐释,将资本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范畴提升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文明的一般范畴,进而解决中国语境中资本的理论合法性问题。在此基础上,以马克思的资本积极性思想为启示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融入全球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以马克思的资本消极性思想为启示探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资本逻辑的驾驭问题;等等。

三、对“默认资本逻辑具有抽象同一性”倾向的审视

与前述两种研究倾向同样具有内在关联的,是默认资本逻辑具有抽象同一性的倾向。黑格尔曾把谢林哲学中的“绝对同一”原则讽刺为“黑夜中的黑牛”,它让人什么内容差别也看不见、什么否定变化的潜力也看不见,从而窒息了思想的运动。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资本逻辑视为无差别的、与具体的历史文化无关的、横贯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盲目力量,就无法找到因地制宜发挥资本的积极效应、有的放矢地击破资本的消极效应的对策方法。一些学者的资本逻辑研究中就存在这种抽象同一的倾向,他们的文风是把“资本逻辑”作为铁板一块,在文章中从头至尾无差别地、无进展地使用。即使细化资本逻辑的构成因素,也多是在技术、运行层面展开,如列举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等等。毋宁说,他们所阐释的只是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的资本逻辑一般规定。在马克思本人的一般语境当中,“资本”即“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因此,对资本的态度,同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建构出不同于这一资本类型的新型资本。当然,理论界既有研究在引申出该项资本逻辑研究的现实意义时,也会谈及中国的现实问题,但往往只是用“克服消费异化”“遏制贫富分化”“防治生态恶化”等一般性的提法来处理,而对于资本逻辑的国别差异、历史差异等最具现实意义的特殊性,并未予以正面的关切。其隐含的思想前提,就是承诺了资本的抽象同一性。这种研究倾向既没有把握到马克思资本学说的全貌,更没有真正走进现时代的中国实践。与这种倾向相反,笔者赞成以下的看法:“区别‘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对呈现资本具体样87态的多样、可能性,对现实中正确利用资本,都具有重要意义。”[10]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导向经过不断调整措辞(以商品经济为补充的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正式确立下来,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形成。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资本”从一个负面的、消极的、反动的经济范畴变为价值中性的、普适的、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利于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范畴。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的与时俱进,即从“资本=资本主义资本”的旧公式变成“资本包含资本主义资本和社会主义资本”的新公式。我们党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运用“国有资本”范畴,实际是已经用实践的方式确证了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因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资本逻辑研究中最切近的问题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型制度形态本身,就包含资本逻辑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就包含有差别性的同一性、有同一性的差别性。因此,树立对资本逻辑的具体同一而非抽象同一理解范式,是以理论研究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重要前提。首先,应从经典作家的思想中提炼体现社会化大生产最普遍规律的资本逻辑一般,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坚实科学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运行的有力科学指导。《资本论》中包含着关于这种意义上的资本逻辑一般的丰富论述,比如在谈到现代社会大生产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传统社会的生产协作能力时,马克思指出,与诉诸于暴力胁迫下的强制劳役不同,“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11]21。再如,在谈到现代社会劳动的组织形式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11]83这些经典论述正是前现代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体制选择的科学指南。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1]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要的研究工作是深刻把握经典作家对资本逻辑特殊的敏锐分析,以作为助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乃至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水平、创造新型文明形态的源头活水。改革开放向当代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必须依靠自己的实践艰辛探索的时代课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规范下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前文提到,《资本论》对资本范畴进行了各种角度的分析,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等等,每一种资本类型都有其独立的运动规律,从而构成了技术意义上的资本逻辑特殊。但这种技术意义上的资本逻辑特殊,相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则转化为资本逻辑一般,即遵循一切国家社会化大生产普遍规律的资本逻辑规定。“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在不同的经典社会理论家那里仍具有不同含义”[12]。那么,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究竟经典作家的哪些论述才构成了划定资本逻辑特殊的源泉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资本逻辑的国别差异(空间差异)与历史差异(时间差异)的独到分析,因为这两者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在国别差异分析方面,恩格斯批评了把资本运行规律当作物理公式而简单挪用的做法,指出“他完全忘记了,美国从一诞生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而在俄国,基础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13]。这就启示我们,资本逻辑研究必须结合一定的民族文化条件而展开;对于中国的资本逻辑研究则首先要结合社会制度特点而展开。而中国资本逻辑的最大特殊性,就在于它的运行环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统摄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国有资本”“多层次资本”等构成了资本逻辑研究应予着力加强的类别。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7]。这些实践层面的指导方针理应成为理论研究的指导方针。又如,在历史差异分析方面,马克思曾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错误在于把一个确定的历史社会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是抽象的、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规律。”[14]11-12反过来,也就是说,包括资本逻辑在内的经济运动规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理,不能混为一谈。这一原理同样是我们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特殊规律的理论指南。从改革开放伊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经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等环节,发展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表明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具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并加以适当的修正与创新”[15],从而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结论的伟大创举。深入到这些具体的、鲜活的资本逻辑特殊中展开理论研究,显然要比前述浮在资本逻辑抽象同一性层面的做法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97实践旨趣,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时代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伊始于改革开放,并且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其自身也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书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逻辑是“采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方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16]。因此,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式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来辩证地把握资本逻辑,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16],在引入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助力的同时,资本借助市场经济实现自身无限增殖的消极性也进入到中国,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理论上观照现实进程,深刻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逻辑论证的理论资源,并将其运用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运行中所遇到问题的分析中去,科学地、客观地、现实地解决问题。

作者:张宇 单位:温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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